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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就在我们身边(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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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乔治·C·科恩编著的《世界战争大全》囊括了公元前2000年到21世纪80年代发生在地球上大量的冲突和战争,作者以翔实的取材、宏大的的视角向读者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丰富浩繁而又悲惨血腥的画卷。原书于1986年 由美国《实况汇编》出版社出版,书中所涉猎的战争之多、之杂无疑可以创下一个吉尼斯记录。这本战争“大百科”没有诞生在硝烟纷飞、战乱频繁的华夏大地,不 能不说是中国人之悲哀。我一直顽固地认为,好书只能在旧书摊买到,就如这本《世界战争大全》,它的封面朴实无华,像一颗被遗弃的玻璃球被摊主扔在一堆“人 体艺术”上面,害得我迟迟不敢伸手去拿。

书 中不仅收录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也收录了一些重大的政治灾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不能例外。在科恩眼里,这次运动是滋生“暴力行为和混乱局面” 的灾难,“成千上万富有战斗性的男女青年免费乘坐火车,汇聚大中国首都北京,参加大,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检阅。这些共产主义者或者叫做‘红卫兵’互 争高下,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毛的忠心。他们在墙上贴满了谴责毛的敌人的大字报,并走遍中国,四处传播‘小红书’里的理论… …成帮结伙的‘红卫兵’毁坏艺术做皮和历史文物,斥责知识分子,烧毁书籍,并攻击他们认定的养尊处优者或反毛分子…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臭名昭著的“红卫兵”不仅出现在科恩笔下,还出现在《上帝之城》那群持枪抢劫杀人、无恶不作的小孩口中。从北美到南美,由此可见,“红卫兵”的“声誉”早已传遍了全球。

在“文 革”和“红卫兵”臭名远播的时候,国内知识界却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估”文革的风气,以一批高龄人为主,他们面对当代娼盗横行的环境感到异常困惑,无法解释 如今为什么会世风日下,人们为何丧失了清贫时代的激情和忠诚。不敢面对现实的时候,这帮老糊涂就把心灵寄托在了昔日搞革命那段难忘的岁月,正如一个名为南 国兴的退休老干部在《忆“文化大革命运动”》所 说:“本人乃普通一兵,对毛主席亲自发动与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敢妄加评论。因为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文革’的是非曲折,主、 客观因素十分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说清楚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亲临其境者,人在事中迷,难免有偏见之嫌,加以我们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深谋远虑 理解不了,而妄加评论,弄不好将会受到历史的嘲弄。”在这个老人的内心中,“文革”已经成为了一个准则,一种积习,一座无法翻越的山峰,谈起“文革”,就 像谈起上顿饭吃的什么一样轻松,看不出丝毫忏悔的意思。他企图利用当前的政治优势为世界上最肮脏丑陋的事件重新描张素描图,用以慰藉自己“逃避崇高”的心 灵。

有 人说,你这么小凭什么指责与你毫无瓜葛的历史?凭什么具备这些知识积累?因为喜欢阅读和思考,因为我为了找一本书可以花掉一天的时间,因为我可以在图书馆 里从早上呆到日落。至少,有的同龄人没有资格站出来指责我,他们整天沉迷于网络而不能自拔,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你可以不相信真诚、正义和真理,你可 以用解构的眼光去嘲笑周围的世界,但你消灭不了对自由和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是的,我只是一个出生在80年 代后期“乳臭未干”的毛小子,错过了天灾人祸,没有人生阅历,没有蹲过牛棚,但是,我并没有丧失分辨善恶的基本能力。如果说所谓的“阅历”就是被剔掉棱 角,变得更加油滑以适应险恶的环境,那我宁愿不要这种“阅历”。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可以把恶说成善,把黑说成白,并且这种黑白不辨的时 代一直延续至今。如果仅仅因为年龄我就放弃自己的表达权,十年之后,我一定会后悔。

胡 适在离开大陆的时候曾经说过,以后,中国人既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不说话的权利,精妙地预言了大陆历史的发展走向。如何解读历史事件,是检验一个民族是 否惧怕真理的试金石。在体制内,敢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说“文革”好的人还是不多,更多的人是带着一种略似乡愁的复杂情感在意淫“文革”,正如上面那个怀旧的 老人。在学术研究的领域,躲在书斋里的书呆子可以把“文革”一分为二,大谈“唯物论”。以陈果吉等人主编的《辉煌与误区》为代表,当下关于“文革”的话语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方面他们承认“文革”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不敢把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指出来。体制外的“话语”则凶猛很多,他们在行文上也许不符合“学 术规范”,与所谓的唯物论相悖,但是,他们用忠实历史事实的话语道出了让人惊心动魄的画面,其思想深度发人深省。

《辉 煌与误区》的副标题叫“建国以来五十件大事纪实”,一看就知道是党内“文件”。书中对“文革”的阐述用了较大的篇幅,有四章内容是直接与“文革”相关的, 分别是:“浩劫初起——‘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漫天飞舞的‘红色狂飙’——红卫兵运动始末”、“与既定接班人的最后较量——林彪犯革命集团的覆灭”、 “多行不义必自毙——‘四人帮’集团的覆灭”。书中措辞异常谨慎,可以透视到作者如履薄冰的尴尬姿态。作者对“文革”的分析没有超越中学教科书,他指出: “如果说,1957年特别是1962年 以来‘左’的错误的迅速发展,使得毛泽东有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么,与此同时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左’的错误的不满和抵制,则使毛泽东感到必须发动 ‘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把形势估计得那么严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左’的错误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分歧、怀 疑。抵制增长的结果。”作者把“文革”总结为“个人失误与体制弊端”,他认为,个人崇拜强化和助长了个人专断,“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 行机制”是灾难得以发生的另一重要原因。虽然有所超越,但紧接着作者马上又把责难重心转移到了“四人帮”身上,动作之快,犹如《黑客帝国》中尼奥躲子弹: “毋庸置疑,林彪、‘四人帮’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是罄竹难书的,他们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把它推向极端。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的 重要原因。”既然作者已经察觉到是体制运作的弊端,自然可以得出“文革”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不是什么“失误”,用不着欲言又止。

书 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漫天飞舞的‘红色狂飙’——红卫兵运动始末”一章,作者客观地评价了“红卫兵”的暴行和心态,把红卫兵运动的特征概括为崇拜性、破坏性 和空幻性三点:“崇拜性是红卫兵运动最基本的特质。它不是对某种真理的崇拜,也不像宗教那样崇拜神灵,它是对一个或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毛泽东的崇 拜”。这是基于这种“崇拜”,红卫兵获得了精神和“法律”上的自由,他们可以任意毁坏文物、抄家、辱骂毒打干部和知识分子,甚至可以在“法律”的允许下杀 人。不知道为什么,作者回避了“文革”中的各种“酷刑”,像“大兴县杀人事件”也只字未提,因此,使得书中文字张力大减。

毫无疑问,“文革”是一次人性的大倒退,可是,从“文革”地狱走出来的人,又有几个虔诚地忏悔过?劫后余生的巴金先生说:“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作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荡,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巴金先生的声音微弱得几乎被掩盖掉了,曾经在“文革”中杀人喝血的某些“红卫兵”,摇身一变,成为了人民公仆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没有忏悔意识,反而认为自己曾经有过信仰,感到非常光荣。

泛 滥的兽性并没有被“改革开放”遏制住,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有人正大张旗鼓地讴歌“文革”,讴歌“红卫兵”。当一个民族羸弱到无法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时, 还有是什么能拯救它呢?对一个草菅人命、相互残杀的时代,我们怎么忍心用“辩证”的眼光去审视!如果杀害无辜群众的暴行还值得某些学术研究者用“辩证”的 眼光去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一定会心痛不已,“文革”中的冤魂也不会瞑目。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繁荣的世纪还是自我毁灭的世纪?警惕!“文革”就在我们身边。

                                                                                                              20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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